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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，我國一直堅定奉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。2020年9月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“雙碳”目標后，我國ESG已經步入發展快車道。ESG不僅成為評估企業綜合水平的關鍵標準，而且成為培育新質生產力、推動企業綠色低碳轉型、助力美麗中國建設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，得到全社會的高度重視和廣泛關注。

財稅政策在引導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中發揮重要支撐作用

以ESG為代表的可持續性發展理念日益受到重視。發達國家ESG建設多以自發為主，而我國ESG發展離不開政府與政策的引導。財稅政策作為重要的宏觀調控工具，在引導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中發揮重要支撐作用，可以推進企業統籌自身發展目標與社會經濟發展目標，有效整合內外部資源，激勵企業提高ESG表現的自覺性，從而實現經濟、社會、環境的可持續發展。

我國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財稅政策

近年來，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、培育新質生產力，我國實施了一系列激勵企業提高ESG表現的財稅政策，有效引導企業積極承擔環境責任、社會責任，不斷提高治理水平，推進企業綠色可持續發展，為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大動能。

在引導企業承擔環境責任方面，黨的十八大以來，我國財稅制度建設堅持綠色發展導向，健全多元化生態環境保護投入渠道，加快推動企業綠色低碳轉型，在推動生態修復治理、資源節約利用和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發揮了積極作用。

我國不斷優化稅收政策，目前已逐步構建起以環境保護稅為主體，以資源稅、耕地占用稅為重點，以增值稅、消費稅、企業所得稅等稅種為輔助的綠色稅收體系，既能有效抑制企業高污染高耗能行為，也有利于鼓勵清潔能源發展，推動綠色消費，雙向調節助力生態環境保護，在推進我國綠色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。2024年我國一季度的經濟表現良好，GDP同比增長5.3%，而3月的碳排放同比下降了3%，國民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“一增一減”無疑是我國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真實寫照。

2018年環境保護稅法實施，構建了“多排多征、少排少征、不排不征”的正向減排激勵機制，有利于發揮稅收的杠桿作用，引導企業提升環境保護意識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。資源稅法從法律上確立了從價計征為主、從量計征為輔的稅率形式，能夠更好反映資源價格的市場變化，有效引導資源集約化使用。水資源稅試點提高了企業的用水成本，促使企業優化用水結構，提升用水效率。耕地占用稅有效引導企業節約集約用地，守住耕地紅線和糧食安全“生命線”。實行增值稅、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，引導企業采用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。

財政政策在加強和規范生態保護補償，充分調動企業參與生態保護積極性，推動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。《生態保護補償條例》明確規定，國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，對開展重要生態環境要素保護的企業予以補償。

在激勵企業踐行社會責任方面，稅收政策是激勵企業參與慈善事業的有效杠桿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》等法律法規明確規定，企業或個人參與慈善捐贈活動，依法享受稅收優惠。在稅收優惠政策的激勵下，我國企業慈善捐贈總額不斷增長，2020—2022年均突破了1000億元，企業慈善捐贈占全國慈善捐贈總額的比例穩定在60%左右，企業參與慈善的深度與廣度都處于改革開放以來最好水平，有效推動了我國慈善事業可持續發展，對促進共同富裕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
在促進企業提升治理水平方面，財稅政策通過切實降低企業成本、支持企業開展創新活動、引導企業合規經營，有效促進了企業提高治理水平，推動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。一是通過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，減輕企業稅費負擔，為企業發展添活力、增動能。黨的十八大以來，我國持續推進實質性減稅降費政策，努力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。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統計，2013—2023年新增各類減稅降費超16萬億元，切實降低了企業經營成本，推動企業提升治理水平。二是企業創新享多重優惠。近年來，我國已逐步形成了一套涵蓋產業鏈、供應鏈和創新鏈的多稅種、全流程促進科技創新的稅收優惠體系，不斷夯實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，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。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統計，2023年企業累計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金額1.85萬億元，同比增長13.6%，引導創新資源向企業集聚，有效增強了企業研發投入的信心和底氣，為企業創新發展注入更大動能，為促進產業升級轉型、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貢獻了稅收力量。三是財稅管理數字化，引導企業合規發展。在“以數治稅”的體系下，通過大數據、云計算、人工智能、移動互聯網和區塊鏈等技術，實現納稅人、稅務機關和其他部門的信息數據聯通，管理體制不斷完善，智慧稅務初步形成。并且，多地打造了“項目—數據—服務—風險—應對”服務監管閉環，開展“一企一策”精準服務，幫助企業及時發現經濟形勢變化和防范涉稅風險，有效引導企業合規經營和可持續發展。

推進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財稅政策展望

企業是經濟社會運行的基本單元，企業的高質量、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經濟高質量、可持續發展的微觀基礎。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，應進一步優化推進我國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財稅政策，為加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實制度保障。

在助力企業綠色轉型，提升企業環境表現方面，應推進現行稅收制度“綠化”改革，建立健全多稅共治的綠色稅收調節體系，著力推動電力、工業、交通部門等碳排放量較高行業的綠色轉型，拓展綠色稅收的征稅范圍。同時，積極參與全球綠色規則的制定，穩步推進綠色低碳發展。

在完善財稅政策，推動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方面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，鼓勵發展慈善社會公益事業。稅收作為引導力量，通過簡化減免稅流程、拓展稅收優惠政策覆蓋范圍、放松對慈善組織規模等限制條件，進一步優化慈善捐贈等相關稅收政策，完善慈善信托稅收激勵政策，鼓勵企業積極參與捐贈和慈善活動，可以支持教育、醫療、科研、文化等領域的發展，促進社會公平和公共福祉。適時推進財產稅改革，運用稅收政策調節代際間的財富積累，通過合理的稅制設計、適當的稅率設置和有效的稅收征管減少財富的不公平集中，縮小社會貧富差距，推動第三次分配在實現社會共同富裕中發揮更大作用。

在優化財稅政策，提升企業治理水平方面，一是穩定市場主體，激發企業內生動力。落實好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，持續提升政策的協同性和精準性。從供給側與需求側兩方面入手，扎實推進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落地落實，引導各類要素資源投向實體經濟，持續為制造業企業紓困解難、增強信心，助力實體經濟穩步發展。二是激發創新動能，助力高水平科技創新。發揮好財稅政策的引導作用，強化科技投入效能，深化財政科技經費分配使用機制改革，激發創新活力。持續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，建立長期穩定的基礎研究財政投入機制，多管齊下支持基礎研究，對基礎研究科研人員的培養、激勵給予更好的資金安排。拓展財稅政策支持企業科技創新的廣度和深度。進一步豐富稅費支持方式，引導企業向研發投入要效益、以涵養科技型人才提高競爭力。進一步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，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，將科研“軟實力”更好轉化為產業升級“硬成果”。三是強化稅收中性，提升稅制整體運行效率。深化增值稅制度改革，完善增值稅稅率結構和抵扣鏈條，規范增值稅優惠政策，實現增值稅進項稅額“應抵盡抵”“應退盡退”，消除重復征稅，做到征收范圍廣、稅率結構優化，實現稅制公平簡潔，減少對市場干擾與扭曲。四是構建由政府引導、市場驅動、企業主導，融合產學研用的稅務生態系統，共同推動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。著力打造應用場景創新平臺，定期發布應用場景需求目錄，允許創新企業在受控安全的環境中有條件訪問與使用數據，促進新產品的開發與應用。充分發揮行業龍頭企業的引領作用，構建財稅合規的數字化平臺，提供標準化解決方案，助力企業數字化轉型，推進企業的高質量發展。最后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深刻影響社會的可持續發展。應持續探索優化提升我國企業ESG表現的財稅政策，讓ESG融入企業發展的脈絡，成為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底色，為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，共建共享美好生活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，作出新的更大貢獻。